第十二章 倭人传之国
对马是朝鲜的窗口。 从古代末期律令时代以”惟宗氏”为名开始，宗氏就在对朝关系中建立了独特的地位。两国的条约总是通过宗氏来缔结，贸易往来也是如此。尤其是在协助镇压倭寇之后，这种倾向更为明显——没有宗氏有偿发放的渡航许可证”文引”的人，甚至连渡海前往朝鲜都做不到。这种状态持续了一百多年。
对马与朝鲜之间仅有五十三公里的距离。晴朗的日子里，从大浦就能望见对岸的岛屿轮廓。《魏志·倭人传》中这样描述对马：
“绝岛。山险峻而深林茂密，无良田，以海产为生。乘船往来南北，求购谷物。”
对马一国八郡的总石高名义上是十万石，但这不过是虚名，实际可能只有一两万石左右。朝鲜国王曾将此地视为属国，赐予米、豆等物资。虽然具体持续到何时已无从考证，但对马确实有过这样一段时期。这座名副其实的孤岛之所以能存活下来，全靠与朝鲜的贸易。宗氏在釜山设有倭馆，并获准每年派遣二十五艘”岁遣船”。如果这一特权消失，对马面临的只有灭亡。
宗义智为阻止战争爆发，曾多次派遣日本国王使节前往朝鲜。他时而派家臣渡海，时而亲自前往说服国王。自天正十五年（1587年）至迎娶玛丽亚的四年间，其渡海次数竟达四次之多。
义智的拼死恳求终究打动了朝鲜国王。天正十八年（1590年）五月，义智带着朝鲜通信使一行返回对马，在此等候顺风启程。虽远未达到独裁者要求的全面臣服，但朝鲜国王总算同意派遣使者祝贺秀吉统一日本。仅凭使节团到访一事，想必能暂时满足秀吉的虚荣心。
自天正十三年（1585年）秀吉首次提及征服明朝、朝鲜以来，五年光阴已然流逝。
“再给我十年……不，五年就好。”义智暗自期盼。或许五年内，自信长死后汹涌澎湃的下克上风潮将会平息，届时秀吉或能打消海外出兵的念头。
尽管同属反战阵营，在”秀吉为何如此执意出兵”这一关键问题上，义智与岳父行长的见解却存在微妙分歧。义智并不像行长那样，认为这是为了海外贸易利益或镇压基督徒。在他看来，秀吉不过是想借对外战争转移诸侯不满情绪，巩固政权向心力。若从这个角度解读，其动机甚至堪称古典而陈腐——莫非是要将德川、伊达、最上等所有敌对势力统统放逐海外？而最理想的结果，莫过于这些人永远葬身异域。对马领主眼中，秀吉的宏图伟业不过是不可饶恕的冷酷自保。
等候顺风的五月三十日，应岛井宗室要求，义智写下了一封誓约书。
义智在誓约书中写道：
“义智此生绝不疏远宗室大人。无论事关义智个人还是对马政务，纵使再琐碎之事，亦必听从宗室大人指点。宗室大人对义智所言，绝不外泄。”
这封令人分不清谁才是大名的誓约书，义智却丝毫不觉宗室的要求过分。倘若秀吉识破使节团仅为祝贺统一而来，不仅自己难逃罪责，参与欺瞒的岳父行长、以及作为随行渡海的岛井宗室都必将遭殃。
十一月七日，通信使与义智、宗室一行在聚乐第觐见秀吉。国书措辞的微妙偏差根本不成问题——使节携贡品远道而来，本身就是臣服的最佳证明。秀吉正巴不得如此理解，事实上他也确实这么认为了。
秀吉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义智因引荐通信使之功，险些被破格擢升为从三位参议。惶恐的青年最终只谦恭接受了从四位下官位与羽柴姓氏。
使节团离京时，秀吉托其带回一封有失体统的国书。其中充斥着自以为是的狂妄言辞：独裁者自称”太阳化身”，大谈征服明朝的野心，更命令朝鲜国王”征明向导”——即要求其担任日军先锋。如此无礼的国书若原样送达，岁遣船特权必遭废除。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篡改国书。行长、义智与宗室绞尽脑汁，最终将”征明向导”改为”假途入明”，即请求借道朝鲜出兵明朝。
然而三人的苦心孤诣，终究不为奉明朝为宗主国的朝鲜国王所接受。回信始终未至——国王以无礼回敬了无礼。
“这样正好。”行长与义智热切商议道。眼下最要紧的是拖延时间，期间未必不会发生惊天变故：德川家康可能举兵反叛，奥羽地区或爆发民变。只要能给狂热的老头子泼冷水，任何变故都求之不得。
翌年天正十九年（1591年），变故接踵而至：正月，秀吉倚为臂膀的胞弟大和大纳言秀长病逝；八月，与浅井氏（淀殿）所生的爱子鹤松夭折。
“除扬名三国之外，余已别无他求。”秀吉喃喃自语。这结局讽刺至极——丧亲之痛反倒浇灭了他最后的理智之火。
八月二十三日，秀吉再次表明征明决心，下令在肥前名护屋筑城。然而即便到了这个地步，三人仍未放弃希望。尤其是行长，他主动请缨渡海，想亲眼确认朝鲜的归顺情况，秀吉虽不情愿却也勉强同意了。可惜这最后的赌注还是徒劳无功。
文禄元年（1592年）正月五日，秀吉终于下达出征命令并颁布禁令。小西行长获准担任第一军共一万八千七百人的主将。除小西本部七千人、宗家五千人外，松浦、有马、大村、五岛等基督徒大名也被编入小西军。从这个意义上说，行长的预言可谓精准命中。
顺便一提，第二军主将为加藤清正，第三军黑田长政，第四军岛津义弘，第五军福岛正则，第六军毛利辉元，第七军宇喜多秀家，第八军浅野幸长，第九军羽柴秀胜。此外，石田三成的两千人部队与增田长盛的一千人部队一同被编入第七军宇喜多队。
当得知自己被选为全日本军的荣耀先锋时，行长几乎茫然失措。这个商人出身的武将毫无战功可言，若真打起来必败无疑。太阁为何要任命这样的自己当先锋？行长百思不得其解。这既像是拖延渡海的惩罚，又像是个恶劣的玩笑。但有一点他十分确定——这项任命中绝无期待他立下战功的意思。
文禄元年（1592年）四月十二日，二十万四千三百二十名日军同时渡过玄界滩。文禄·庆长之役持续了七年，但实际发生战斗的只有最初一年和最后一年半左右，其余五年时间几乎都用于停战与和谈。
战况总体对日军不利。不过在最开始的三个月里，凭借新式武器”鸟铳”的威力，战局一度十分顺利。小西部队屡战屡胜，登陆后仅十九天就攻入朝鲜首都汉城。汉城陷落的消息在十五天后传到了肥前名护屋。秀吉欣喜若狂，立即给在聚乐第的关白秀次写了这样一封信：
“明年起将恭请天皇陛下移驾北京，献上京城周边十国之地。日本天皇之位将让予若宫（良仁亲王）或八条殿（智仁亲王），大唐关白由秀次担任。秀次将获得北京周边百国之地。日本关白则由羽柴秀保或宇喜多秀家出任，我本人将定居宁波，专心经营印度方面。”
承诺书也慷慨地分发给各路诸侯。据说加藤清正将在大唐获得二十国封地。但奇怪的是，行长却没有得到任何封赏。这可能是因为最先报告汉城陷落的是清正。“功劳被抢走了！”后来从三成那里得知此事时，行长气得直跺脚。
无论如何，初战的胜利让诸侯们都有些头脑发热。每个人都像被血腥味冲昏了头似的，脸上带着狂热的表情。行长也不例外。
在远征将领的军事会议上，行长比任何人都更热切地主张进攻平壤：
“现在已经不用担心反攻了。明朝皇帝应该不会为了朝鲜王而赌上这么多人命打一场无谋之战。更何况两国之间还隔着鸭绿江这条大河，人马粮草的运输极其困难。与其在无人的闲地筑城固守，不如主动进攻明国！”这番话说得慷慨激昂。此时的行长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不惜篡改国书也要阻止出兵的事。不过，让诸将目瞪口呆的只有他攻入平壤前的表现——进城后，他似乎很快就回归了自己的本性。
八月末，行长在平壤郊外与明朝人沈惟敬进行了秘密接触。惟敬的底细并不明朗。他虽顶着”游击将军”的头衔，但这不过是此次赴朝时向皇帝自荐讨来的虚职——实际上只是个浙江出身的无赖游侠之徒，关于此人的风评相当不堪。
但出身无关紧要。
就连朝鲜国王宣祖都特意在义州西门外迎接惟敬，恳请明军速来救援、剿灭日军。对行长而言，这就足够了。开始和谈时，行长并未等待秀吉的许可，完全是独断专行。在他看来，这场战争已经输了。
确实，开战初期日军势如破竹，但这局面只维持到各地义军兴起为止。等到七月三成等人抵达汉城时，各地补给线已被切断，连汉城与平壤间的联络都难以维持。
最让行长绝望的是阵亡人数。短短数月间，第一军小西部队就从一万八千七百人折损过半。据《日本战史》记载，十一个月后战死者更增至一万二千零七十四人。大友吉统部六千人竟损失四千。事到如今还主张继续进攻的老头子，在这位前药材商眼中简直愚不可及。
八月七日，行长秘密潜入汉城，参加宇喜多秀家与三成召集的作战会议。诸侯们个个面色阴沉。会议结束后，行长在汉江边与三成交换了情报。
“耳闻和目睹真是天壤之别啊。”三成开门见山地说道，“国内情况如何？”
“糟透了。殿下征调了所有会驾船的人，如今淀川和琵琶湖连个船夫都找不到。医生也严重不足，听说奈良连一个大夫都不剩了。”三成只是平静地描述民生状况，始终没有高声批判这场战争，但正是这种克制的态度，让他的反战立场显得格外有说服力。
“逃兵问题也很头疼。偷小船逃回日本的士兵络绎不绝。”三成继续道，“殿下虽下令在各港口要道设立关卡，禁止无通行证者出入，但效果如何……”
尽管话题沉重，返回平壤的行长心情却不错。因为向来优柔寡断的三成，这次终于委婉地表明了反战立场，这让他感到欣慰。
当务之急是促成停战和谈，条件什么的都无所谓。反正太阁不可能知道真相——毕竟我们这边有治部少辅在。行长心想，剩下的就靠三成巧妙周旋了。
日明和谈于九月一日正式启动。
面对沈惟敬对日军侵略的质问，行长给出了这样的答复：
“实不相瞒，太阁大人是希望获得贵国的册封。但朝鲜拒不接纳我国使节，这才不得不兴兵。”
“册封”虽是个生僻词，大意就是请明朝皇帝正式封秀吉为日本国王。作为恩典，明朝允许朝贡国进行贸易。行长就这样将秀吉的野心偷换成了求封纳贡——又是一番极其牵强的曲解。
“明白了。我大明皇帝从不会吝惜册封。”惟敬郑重其事地说，“但请给我们五十日期限回复。在此期间可否暂时休战？”
这个浙江出生的野心家与堺港出身的武将，从这天起成了绝佳拍档。此后四年半里，他们联手蒙骗秀吉、欺瞒明神宗、戏耍朝鲜宣祖。明朝方面的斡旋全由惟敬负责，其手段之大胆，就连惯于阳奉阴违的行长都看得心惊肉跳。惟敬早已超脱正邪之分，仿佛生来就凌驾于这些世俗约束之上。
“我这辈子就盼着促成和议，当个世袭侯爵。”熟络后惟敬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为此笑着赴死也值啊！”
这番言论确实充满大陆野心家的气魄。行长当即信以为真，觉得这人就算东窗事发，真会含笑就戮。
两人虽为谈判频繁会面，却从未滋生半分敬意或信任。行长始终觉得对方瘆得慌——即便在堺港商人里，也难找出比惟敬更令人防不胜防的谈判对手。当发现惟敬向反和派的加藤清正开出完全不同条件时，当得知他奏请明帝悬赏五千两取自己首级时，这种忌惮更是根深蒂固。说实话，惟敬随时可能背后捅刀。
可离奇的是，若数月不见惟敬，行长又会莫名焦躁。
与明朝朝廷的交涉往往困难重重。达成一个结论常常需要数月，甚至耗费一年也不稀奇。神宗皇帝看起来并不急于议和。从他从容不迫的谈判态度中，甚至能窥见某种危险的意图——他或许正将秀吉的出兵视为良机，企图借此机会将朝鲜完全纳入自己的版图。
若此举成功，神宗将完成隋炀帝未能达成的伟业。从这个角度看，战火进一步扩大、日朝双方两败俱伤反而最符合明朝的利益——行长甚至产生了这样的印象。
与明帝相反，惟敬显然急于促成和议。战线若继续扩大，明帝必将认真对待对日政策，届时像惟敬这样可疑的人物就会失去用武之地。同样，若战争在含糊不清的状态下结束也是个问题。关键在于必须尽快达成和议——只有促成和谈，并明确证明自己的存在与贡献，他世袭贵族的梦想才能实现。
惟敬总是面带倦容。从北京朝廷回来时的脸色更是难看至极。原本乌黑得甚至有些油腻的头发，仅仅一两年间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还迅速变得灰白。
注意到这一点时，行长感到一阵钝痛。这绝非他乐见的情感，但此刻他领悟到：即便没有尊敬与信任，男人之间有时也会萌生类似友情的东西。
庆长元年（1596年）六月下旬，明朝敕使一行搭乘日本军船抵达堺港。和谈开始后，不知不觉已过去三年多时光。
册封正使杨方亨尚未抵达前，先行入港的惟敬直奔伏见城向秀吉请安后，又立即返回堺港等候。关于正使杨方亨，仅知两点：其一是因原定正使李宗城在釜山突然潜逃，他才由副使升任正使；其二是和谈破裂归国后，正是他向明帝揭发行长与惟敬的骗局，致使惟敬被处斩。除此之外，再无更多记载。
时值盛夏，返回堺港的惟敬在此等候正使与朝鲜通信使黄慎。杨方亨不久便到，黄慎却迟迟未现。直到七月结束、闰七月秋风初起时，宣祖的使者才踏上日本土地。改元庆长的这一年，日本竟有两个七月。
“为何在此拖拖拉拉？”每逢见面，惟敬总要这般质问行长，仿佛通信使不至全是行长的过错。“我看朝鲜王是对日明越顶谈判怒不可遏，决心抗战到底了。任谁见国土被随意割让都会暴跳如雷。与其空等，不如我们先行请求觐见太阁如何？”
行长虽理解惟敬的焦躁，却不得不压下这近乎胁迫的恳求。即便日明议和，若与朝鲜战事不休亦是徒劳。行长寄望于宗主国明朝能对宣祖施加强大影响力——条约必须由三国共同缔结。无论为尽早实现和平，还是重启对朝贸易，这都是唯一出路。
七月初，三成突然现身堺港。“奉殿下之命接待使节团。”他对匆忙出迎的行长如是说。三成的到来，给渐趋消沉的主和派注入强心剂。连素来不形于色的惟敬都紧握三成之手道：“总算看见曙光了。”
继三成之后，吉继、正家相继抵达。主和派诸侯中，唯大老宇喜多秀家与增田长盛缺席——长盛因奉命筹备敕使觐见事宜，无法离开伏见。
在惟敬寓所进行的密谈持续数小时。人人面色凝重。三成、行长、义智、吉继、正家，无不既期盼早日觐见，又恐惧那天的到来。这群聚集于此的男人，正在策划一桩足以令他们胆战心惊的阴谋。
三年前的文禄二年（1593年）五月，惟敬曾作为明朝使节团成员来日。当时的正使谢用梓与副使徐一贯不过是明将宋应昌的幕僚。惟敬与奉命援朝的宋应昌合谋，成功欺骗了秀吉。
在名护屋接见使团时，秀吉提出七项和谈条件：将明帝皇女许配为日本皇妃、恢复勘合贸易43、日明高官互换誓书、割让朝鲜八道中的南部四道、遣返清正俘虏的两位王子等。看似苛刻的要求中，唯有恢复贸易与遣返王子两条尚有可能实现。此时的太阁已不见一年前扬言迁都北京的征服者气概——只要保住颜面便心满意足。觐见全程，老人面色惨白如褪去附体邪祟。
但惟敬连这般让步的和议方案都拒绝呈报明帝。他心知肚明，携此条件归国唯有斩首。最终行长与惟敬故技重施，伪造秀吉降表（谢罪文书）渡过难关。二人炮制的降表写道：“恳请赐予册封藩王名号，愿世代为藩篱之臣，永献海邦之贡”。
三成初见此降表时不禁骇然，认为太过胆大包天。但行长的驳斥令他哑口无言：“还要说多少次？明朝绝不接受单纯贸易。欲通商必先称臣，足利义满公当年不也欣然接受日本国王印绶？”三成只得缄口——既怕失言触怒敕使，又难以像行长那般轻慢对待惟敬。
诚然惟敬年轻时或是无赖之徒，但人心会变。三成敏锐察觉到他为实现野心不惜欺君的强悍意志，而这正是三成衡量人物的准绳。意志的强弱，于他而言才是评判人性的尺度。
两人始终相处融洽。三成面对惟敬时不忘礼敬，惟敬亦以诚相待。
明代外国来华进行朝贡贸易的一种称呼，也称“贡舶贸易”。明初实行海禁后，只允许外国与明朝廷进行有时间、地点规定的朝贡贸易。外国商船载贡品及各自方物土产来华，明朝廷收贡品、购方物后，以“国赐”形式回酬外商所需中国物品。↩︎